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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首前尘来时路,尽是泪眼朦胧的过往|华商大咖吴二哥的故事续一

丁剑乃辉 丁见印尼纪事 2023-03-23

上篇公众号,写了印尼制衣业巨头吴永健成功秘笈的交友之道,收到不少点赞,在此表示感谢!

念及水有源、树有根,人有血脉宗亲的规律,我们每个人不管身在何处,家在何方,都不能忘了祖先长辈从哪里来。

正所谓:前生后世红尘中,自当回首来时路。

吴永健在吴家兄弟中排行第二,有时以吴老二自称,笔者等一班中国朋友也喜欢叫他吴二哥。

既是讲述华商人物的历史,下面便说说这位吴二哥的父母高堂及早年往事。

父母的家乡

作为在印尼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,吴永健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万隆人,同时也是一位地道的海外福建人。

吴永健的父母,一个来自泉州管辖的南安,一个来自漳州南部的漳浦。

闽南风格的古建筑群。这种红砖古厝的朴拙,浓缩了闽南人坚韧、开朗、沉稳、豁达的性格。

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典型的闽南人的范围。

闽南人,一般上又称为福建人,由福建省的厦门、漳州、泉州等地讲闽南话的群体组成。

在中国大陆,闽南人约有1500万,而在海外,定居于各国的闽南人加起来也有1千多万。据学者统计,其中在印尼——这个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,说闽南话的福建人在当地华人中的比例高达60%,人数按最保守估计至少也有六七百万。

自古以来,闽南就是著名的华侨之乡。

就像北京满洲味浓重的四合院,上海雅致高贵的小洋楼一样,骑楼,是厦门、泉州一带具有闽南特色的传统建筑。图片来源:台海网络广播电视台

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闽南人喜欢出国当华侨呢?

原因很简单:其一,福建多山,人多地少,农耕时代生存不易;其二,闽南的厦门、漳州、泉州统统靠海,老百姓要想发财讨生活,漂洋过海,到异国打工经商便成为人生首选。

在印尼各地,由于华侨中的福建人来得最早,人数也最多,因此闽南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,都给当地社会带来很大影响。比如说语言,印尼话里有很多词汇的发音完全和闽南话相同。

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孔远志先生曾做过一项调查,他在八本印尼马来语词典中,至少发现有456个单词,是借用闽南方言组成的。

比如吃的蔬菜、水果、饮食类的东西,印尼语中的kucai韭菜,teh茶,cincau青草凉粉,tahu豆腐,mie面,bacang肉粽,lumpiah春卷等等,都和闽南话一模一样。此外还有日常用的东西,如anglo火炉(烘炉),cawan茶碗,bakiak木屐,dacing大秤,sempoa算盘……也都是闽南话的发音。

这说明上述东西,都是由福建闽南人带来印尼的。

笔者在爪哇岛许多地方也发现一个现象:

当地人表示感谢,除了用印尼国语说:Terima kasih谢谢(得利玛嘎西),如果是对华人,土著居民大都会用闽南方言,拖着长调说一句:嘎母西亚(感谢呀!)

言归正传,现简单介绍一下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先生和他的中国老家。

吴良茅是在福建南安出生长大的农家子弟。

他出生于1909年,那是清朝最后的时期,过不了两年,满清政府就被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,从而进入民国时代。

南安位于泉州和厦门之间,是福建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市(南安过去是县,后来撤县建市改为县级市),总共有140多万人。这二十年来,南安以盛产石材出名,是全球最大的石板材生产基地。每天有都几百个货柜加工成型的各种石材,从这里销往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。

身着闽南传统服饰的现代美女。

从古至今,南安也出过不少名人,其中有两位赫赫有名的将军,为中国人所熟知。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军事家郑成功,他于1661年统帅20万南安子弟凌波越海、浴血厮杀,赶走荷兰人光复台湾岛,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。

另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叶飞,也曾身经百战,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很多人并不知道,这两个南安人的名将都是华侨出身。

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曾在日本经商,娶了一个日本太太田川氏,生下郑成功,在日本跟随母亲长到7岁,才被接回中国。

叶飞将军的父亲叶荪卫,早年下南洋到菲律宾,娶了当地姑娘麦尔卡托,叶飞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,1914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。按照菲律宾法律,叶飞出生时领取了菲律宾的出生证,属于菲律宾人。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,叶飞又属于中国侨民。他于1919年跟随父亲回到老家南安,长大后参加革命,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一员猛将。

南来印尼成家立业

再说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先生。

吴良茅是跟随自己的父亲——也就是吴永健的祖父出国下南洋的。

吴家祖父属于更早出洋的南安华侨,他们那一辈华侨来印尼打拼,受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影响,并没有打算在异国他乡永久扎根,而是赚一点钱就回家乡娶妻生子,置办田产,过太平日子。

永健的父亲小时候,祖父在万隆做一点土产生意,寄钱给南安的妻子儿女,家境还过得去,吴良茅因此读过几年私塾,也上过南安的教会学校,信奉耶稣,写得一手好字,颇有一些文化功底。

四十岁左右的吴良茅先生。摄于 1950 年代初。

可是当他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,福建老家的太平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1937年发生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,日本大举侵华,中日开战,山河破碎,人民流离失所。吴良茂便在这个时期出国谋生。

他和几位同乡结伴,从南安到厦门,又去鼓浪屿荷兰领事馆料理了护照签证事宜。然后花10盾左右的荷币,买一张底层大统舱的船票,便搭乘着荷兰公司的轮船,经广东汕头、香港、新加坡,一路向南,海上颠簸七天六夜,最终在当时荷兰人统治的印尼首都巴达维亚(1945年印尼独立后改称雅加达)靠港上岸。

几经辗转到了万隆,吴良茅成为这座西爪哇城市闽南乡侨中的一名新客。

再说吴永健的母亲陈翠琴老夫人。

1950 年代初的吴良茅夫人陈翠琴女士。

她是福建漳浦人,出生于1919年,比丈夫小10岁。

陈翠琴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光。她有三个哥哥,比较早来到印尼,有的住在椰城,有的住在万隆。

1930年代后期,陈翠琴的父亲在漳浦老家去世,她的母亲就带着女儿下南洋,来万隆投奔自己的儿子。

作为民国时代的一个乡下女孩子,陈翠琴虽然没有机会上学读书,可她从小便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。

原来在她的家乡漳浦县,一百多年前就有基督教传入此地——以伦敦会和英国长老会为主的西方教会,派出许多牧师前往福建闽南,他们以厦门为基地,锲而不舍,逐步向南,把福音传到漳州城市,再传到漳浦等地的乡下。

福建漳浦山清水秀的乡下村落。

那些金发碧眼的英国传教士们,肩负上帝的使命,告别繁华舒适的国际大都市伦敦,来到当时各方面都异常落后的中国,又深入偏僻的闽南乡村。为了解决彼此语言不通,以及当地人大多没有念书而无法读懂圣经的难题,外国牧师们首先学会闽南话,又以极大热情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方法,教老百姓理解上帝的真理。他们以英文字母为基础,略加改变,缀成23个字母,再增加一个擦音字母,共24个字母,联缀切音。凡属闽南方言,均可拼读,称“白话拼音”。只要记住24个字母,不认字的教徒,都可以读《圣经》。牧师们又编写白话拼音《厦门音字典》,对外国人读汉字也起到辅助作用。

活跃于闽南各地的西方传教士们,前赴后继,忠于信仰,忠于职守,尊重当地文化传统,在乡镇建教堂,办医院、育婴堂,向贫穷者施医赠药,在人民中留下深刻印象。

陈翠琴后来到了万隆,即刻成为闽南人教会“福音堂”的骨干信徒,又过几十年,当她的儿子吴永健事业兴旺发达,也不忘支持老母亲回闽南老家捐建了好几座教堂。

老夫人的家乡漳浦,有山有海,田地广阔,在闽南一带算是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,可是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出国谋生。

据当地史料记载,印尼华侨中最早经营布匹发达的大商家,其实是闽南漳浦人。清朝同治年间(1862~1874年),有一个叫杨明简的漳浦人,原本在家乡戏班子里敲大锣,因欠债无法偿还而出国,在椰城由小商贩发展为布匹批发商,后来成为巨富。

还有一个名叫杨纯美的漳浦人,少时家贫。光绪年间14岁时,杨纯美由客头代垫船费,南来印尼万隆,由学徒而成为肩挑布贩,后来做布匹批发商,又发展到开纱布行、纺织厂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(1914~1918年),欧洲工业停顿,杨纯美的产品运销世界各地获大利,成为业界巨子,并在万隆购地建成一条新街,被称为纯美街。

万隆市区老街的早期照片,其建筑风格带有浓重的荷兰殖民主义的特色,在这南洋千岛的都市里处处充满着欧洲风情。
在此之后,万隆华侨中的福清人才开始跟随闽南人经营布匹买卖,但是他们胆子更大,敢于借钱投资开布厂,并因此后来居上,出了一批千岛闻名的纺织大亨,比如郑年锦、黄季饮、黄季焰、林财兴等。

再后来,又有一批年轻有为闽南籍侨生异军突起,在制衣领域崭露头角,本文主人公吴永健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此为漫笔闲谈,不再赘述。

1943年,吴永健的父母在印尼万隆结为夫妇。他们的家乡虽然不在同一个县,但都是闽南人,说同一种方言,生活习惯相同。吴良茅成家时已经34岁,妻子陈翠琴刚满24岁,尽管年纪相差十岁,可是两个人情投意合,看上去也很般配。

吴良茅、陈翠琴夫妇的结婚照。
他们当时的住家,位于万隆华人聚集的南区,但是靠近荷兰人居住的北区,在那条名叫巴西加里基(JLN.PASIR KALIKI)的大街上。由此向北200米有一座大桥,桥下没有河流,而是几条铁路,不远处就是万隆火车站。

这座老房子,就是吴家早期在万隆的住家。吴永健的父母结婚之后,在这里办起了榨花生油的家庭工业,吴永健本人在此出生,并度过了童年时代。

门前的街道,乃是万隆南区和北区交汇的必经之路。在此附近的几条街,两旁房屋陈旧,多为平房或二层楼,都是华侨开的各种店铺,车水马龙,十分热闹。

从过去到现在,闽籍侨胞福建人和粤籍侨胞广东人(尤其是客家人),一直是印尼华人的两大主流。但是在多年以前,闽籍华侨的经济实力,远在客籍华侨之上;若论教育和文化,则客家人明显占上风。究其原因,福建人在生意上赚了一百万以后,必然全部加入资本额,扩大营业,如此年复一年,永远增资,最后的现象是,福建人成为大资本家,执印尼商贸之牛耳,根深蒂固,枝繁叶茂,其它省籍华侨,自然是无法与之并驾齐驱,共争一日之短长。
至于客籍侨胞,虽然人数众多,勤俭奋发,但当他们有了100万之后,往往爱乡情切,汇50万回家乡,营建华厦、购买良田,耀祖光宗。客家侨胞的资本因而跟不上闽侨,所以向来是福建人做大头家,客家人也有富商大佬,不过大部分只能从事蝇头小利的亚弄店生意。不过客籍华侨还有一个特点,无论贫富,在印尼生下儿女,必在幼年托水客带回家乡,由祖父母抚养成人,接受中华文化教育,待十七八岁时再回侨居地,协助父母发展商务。所以说:印尼华侨的家庭教育,客家人远比闽南人成功。随着时代发展,这种现象已有改变,福建华侨的后代也开始重视教育,而客家人当大老板的亦越来越多。
六七十年前,印尼已有几百万华侨,除以上列举的闽客两地华人之外,芸芸众侨谋生的三百六十行,各自有传统。
比如上海江浙人,多开洗衣店、眼镜店、书店;湖北人多从事拔牙及镶牙业,他们究竟有无在大专牙科进修过,则不得而知;福清人多从事纺织漂染业,开布店或外出“放账”(小额高利贷);兴化、仙游人多开脚踏车店;山东人多开馒头店;闽西永定人很多开药店。酒家、木匠、家具店一定是广府人的天下。如果开亚弄(Warung)店、百货及鞋铺的,当属客家人最多。而各地做土产生意的,以及在万隆大街小巷挑担叫卖猪下水做的Sekba或者Ambo kwee风味小吃的,大部分都是福建闽南人。

骑脚车的万隆市民,估计也是为了拍摄广告照片才打扮的这样整齐。
吴家在万隆也开过土产店,最早是吴永健的祖父经营的。

1940年代初,他的父亲吴良茂成家之后,便与妻子着手创办家庭工业——开了一间榨花生油的作坊。

他们夫妻从事的这项家庭工业,属于前店后厂式的,前面的店屋用来销售,住家后面有两间房,一间用来安装机器榨油,另一间做货仓用来堆放从外面收购的原料——用麻袋装的十几袋已经剥好壳的花生米。

祖父、祖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。对于儿媳妇翠琴,两位老人都很满意,因为她不仅会操持家务,而且懂得做生意,说话、做事又有分寸,与左邻右舍相处得很融洽,也逐渐认识了一些丈夫的同乡朋友和生意上的主客。总之,她很快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。

接下来,他们的儿女陆续降临人世,生活的担子也随之越来越重。

童年吴永健(中)与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合影。

1947年12月的22日,吴家又有一个男孩的呱呱坠地,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,在兄弟中排行老二。

吴老二出生时,正是荷兰人在印尼发起“第一次警卫行动”的日子。双方军队在爪哇和苏门答腊驳火交战,原因是荷兰殖民当局对于印尼的独立怀恨在心,找了个借口就卷土重来,万隆附近也是炮声隆隆。

吴家这个孩子又瘦又小,出生时,可能接生婆没有注意给剪刀消毒,就剪断了脐带,结果不小心使婴儿的肚脐受到感染,伤口一直化脓糜烂,甚至长到一岁多了还没有愈合。

妈妈急了,抱着他去看医生,吃药打针疗效也不明显,后来医生说多给他吃些香蕉吧!想不到,这个疑难杂症居然用香蕉治好了。

为了给这个又瘦又小体质很差的孩子幸运的祝福,使他能够变得健康强壮,父亲为其取名:吴永健。

从1944年到1956年,12年里,吴家一共生了四男三女,七个兄弟姐妹。

就在最小的弟弟阿专出生后不久,一场天大的不幸,突然降临到这个多子女的华侨家庭。

——父亲去世了。

这是 1957 年 2 月 21 日,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先生出殡时的照片。吴家当时并不富有,但因为父亲生前为人很好,热心教会公益活动,很多亲友出席葬礼为他送行。

爸爸离去的日子

1957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,位于万隆南区大街Jl.Trowulan 30号的福音堂里,正在举办一场基督教的短宣活动。教友们大多数都是闽南籍的华侨,牧师在台上用中文国语读经讲道,旁边还有一位助手做他的同声翻译——帮着把牧师讲的话即刻再用闽南话表述一遍。

短宣活动结束,教友们各自离开。一位中年的华人男子也从教堂步行回家。他的家在JLN.PASIR KALIKI大街的北端,距离福音堂不远,走路不过十多分钟。回来之后,这位中等身材、长相斯文的男子感到有些劳累,但是并没有坐下来休息。他想起自己有一个教会的朋友昨天生病了,听说就住在附近的一所医院,现在应该马上去那里看望一下。

中年男子向家人交代了几句,便拖着疲倦的身体出了家门,踩着街灯昏黄的光芒,向医院方向走去。

走到半路,中年男子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疼痛,头脑一阵眩晕,紧接着全身冒出了虚汗,他不得不停下脚步,双手捂住胸膛,一下子瘫坐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台阶上。

短短几个小时之后,到了凌晨时分,就在该男子要去看望朋友的那家医院,经过一番救治,亲友们把他送回家里,6个小时之后生命垂危,医生闻讯赶来,遗憾地表示已无力回天——这个突发心脏病和脑中风的男人,就在妻子悲怆的痛哭声中溘然长逝。

这一天,是1957年农历正月十九日,公历2月18日,一个黑色星期一的早上。

这位猝然离世的中年死者,正是本文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。

“父亲发病的时候是在医院里,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他送回家里呢?如果一直在医院治疗,说不定不会去世。”

后来说起父亲的死,吴永健会感到有些困惑和无奈:“也可能是因为爸爸那时没有什么钱,医院怕他付不起费用吧?也可能这就是天意吧!”

他幽幽地自问自答解释说。

吴良茅去世时年仅48岁,留下一位38岁的妻子,七个未成年的儿女——最大的12岁,最小的才三个月。

家里还有一位虽已进入风烛残年,却是严重的鸦片烟瘾君子的老爸。

由于父亲死的时候,吴永健只有9岁,刚上小学二年级,所以有关父亲的记忆并不太多。在他记忆中,父亲是个沉默寡言,非常和蔼的人。他长着一张椭圆的脸庞,前额很高,头发有些稀疏。可能是家庭负担太重的原因,每天勤奋工作的父亲,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。

他是一个典型的谨守原则,奉行中国传统文化的闽南乡佬,即使侨居国外多年,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也不曾改变。在家的时候,父亲很少和孩子们沟通交流,也几乎从不和孩子一起玩耍,毕竟他们都太小了。可是如果有哪个调皮的儿女故意捉弄他时,他也从不生气发火,只是一笑了之。

1950年代是开国总统苏加诺当政的岁月,印尼经济大举推行国有化,外国资本纷纷撤离或被政府收回,市场并不繁荣。那年头,华人商家也大多只能做些普通的生意,很难做大,很少有人能发大财。

吴家的榨油作坊,靠着父亲和母亲的拼命操劳,经营得还算可以。不过,因为家里人多,养家糊口已感到吃力,此外还有一笔令人无法忍受的开销,使家里的经济雪上加霜,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父亲的父亲——也就是吴永健的祖父,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。曾几何时,在印尼有不少老一辈的华侨,因为种种原因或经不起诱惑,或自甘堕落,成为吸食鸦片的瘾君子。鸦片又叫大烟,危害人类久矣!吸食大烟者一旦上瘾,人的精神就会萎靡不振,呵欠不断,常常流眼泪和流口水,脸色发青,整个人变成好像鬼一样丑陋恶心,多好的身体都会垮掉,什么正经的事情也不能做了。

吴永健的祖父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厄运,当时鸦片的价格极其昂贵,父亲是祖父的长子,人又很孝顺,尽管明知老人的恶习是个无底洞,但是为了保证他的烟枪冒烟,他还是每个月都要拿出一大笔钱来满足祖父的鸦片瘾。

不仅如此,父亲的弟弟也是一个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的懒汉,只能依靠哥哥的照顾。这位叔父时常来家里讨米借钱,父亲总是免不了要动恻隐之心,宁愿自己借贷也不让叔父空手而归。长此以往,生产花生油的收入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多开支,而父亲又是善良内向的性格,那种难言的苦恼和在外面欠下的债务一样,一天天过去有增无减。

吴永健依稀记得,父亲经常很早就起床研读圣经,也会很殷勤地与母亲一起带着哥哥、姐姐和他——这三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参加万隆福音堂的聚会。因为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,父亲有时候喜欢用蝇头小楷抄写圣经的章节,一丝不苟,非常耐心。这似乎成了他排遣苦闷的最好的方式。

可是,父亲那颗并不强健的心脏,到底承受不了生活给予的太多重压,终于支撑不住而提前崩溃了。

因为当时年幼,父亲的死,并未给吴永健童年的心里造成太大阴影。但经受最大打击的,还是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。

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,带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,还有丈夫生前欠下的许多债务,这日子怎么过呢!

“骨能生肉更要紧”

当时才九岁的吴永健,还清楚记得父亲葬礼上发生的一幕。

他回忆说:

爸爸生前为人很好,所以有很多亲友来为他送葬。等棺木放进去开始填土之后,爸爸的一位同乡,也是生意上和教会的朋友洪田团,站在爸爸的坟墓旁边叹息说:

唉……良茅,你就这样走了。看起来你欠我的钱也没地方讨了!

我妈妈听到了,就走过去,很平静地对他说:

田团哥,良茅虽然不在了,他欠了你的钱,有多少?请你告诉我,我翠琴保证一文不少地还给你。只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。后来不到一年时间,我妈妈就全部把账还清了。

那位同乡很感动,说,想不到你一个妇道人家这么有志气!有你这句话我就很欣慰了——但愿如此吧!

儿时的吴家兄弟姐妹和亲友们站在父亲的灵柩前,为他做最后的祷告。
其实,在爸爸去世之后,父亲的兄弟——就是我的叔叔,曾经打算要来接管爸爸的花生油厂,妈妈对叔叔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,也不能接受,就去找她的娘家哥哥商量,我的舅父当然支持妈妈,告诉她不要放弃父亲的产业。于是妈妈据理力争,最后弄到叔叔感觉不好意思,就打消了接管榨油厂的念头,全部由母亲负责经营。
起初,我们也有看到,妈妈经常在家哭泣,她又要抚养七个幼小的子女,又要照看花生油厂的生意,实在压力太大!她是基督徒,从小养成的强烈的宗教意识对她产生了巨大作用,她天天都要向上帝祷告才能获得平静。
神也确实赐给母亲智慧和力量,母亲要坚持养育我们,即使再苦再累,也不会把任何一个孩子送给别人。我们小时候,妈妈偶尔会买一只鸡回来,做好了端上餐桌。当时家里经济那么困难,很少能享受到这一类美食,所以孩子们都眼巴巴地盯着那一碗鸡肉,都想拿到最大的一块,妈妈从来都是一视同仁,把那些鸡肉平均分配给我们,让我们先吃,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零碎的鸡骨,还有鸡头、鸡脖子。后来家里有钱了,可是妈妈的这个习惯一直不曾改变,这是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忘不了的!
当然母亲身上也有严厉的一面,有时候,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谁吵架打架了,给妈妈发现,她就会把两个打架的孩子都打一顿。父亲早逝,使她的脾气变硬了,可是如果不硬的话,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痛苦,管教不了那么多孩子。

图为吴永健的母亲,于 1958 年办理的一张身份证明,上面记录着身份证的主人出生于 1919 年。照片上的吴妈妈当时只有 39岁,一年前刚刚失去了丈夫,她必须独自养活七个年幼的孩子。
再说那个时候,母亲只要赚到一点钱,应付了全家人的最低生活费,剩余的就马上拿去替她死去的丈夫还债——连那些债主都感到非常惊讶,他们刚开始不相信这家孤儿寡母能够还清债务。可是母亲拼命努力,没过几年,居然将父亲遗留的债务分文不差地全部还清了。这种信守承诺的品德和做法,使母亲在社会上树立了很高的威信,所有人知道了这个故事,都会对她满怀敬意。我也受到母亲很大的影响,永远记住了妈妈常说的一句话:“骨能生肉更要紧!”。

图为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,在家休息的吴永健(右),正在向朋友讲述自己家族前辈的故事。往事历历,说到痛彻之处,不禁心绪难平。

信念让痛苦生辉!在那人生至暗的岁月,吴母忍受了一般人所不能忍的痛,吞下了一般人所不能吃的苦,期待着最终收获到一般人得不到的收获。
母亲隐约感觉到,在她的儿女中,当时还是个小不点的二儿子永健,将成为家庭未来的依靠,并将给整个家族带来巨变。
那么,她老人家是怎样看出了这个苗头的呢?
谢谢点击 在看,咱们下期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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